◎李霄峰（导演）

(资料图片)

8月15日，是陆川导演2003年执导电影《可可西里》开机的日子。那天也很巧，是摄影指导曹郁的生日。我几乎忘了开机当天的第一镜是拍什么，二十年的时光此刻浓缩为一瞬，先拍什么后拍什么好像也不重要了。

在青海的玉树，还记得2003年7月我和制片王磊从西宁开往玉树，云竟然在公路上，而一个急刹车，吉普车的右前轮已经在悬崖外空转。

玉树宾馆据说已经在后来的地震中倒塌。二十年前，我们住进房间的第一个晚上，成群结队的苍蝇集体趴在房间的衣柜顶上摩拳擦掌。我忘了，有没有纱窗？如果有纱窗，那我一定喷光了所有的杀虫剂。那时我24岁，留着很刻意的胡子，以至于在依维柯上我问藏族的同事，能不能看出我几岁，他说你大概四十左右。

刻意的老成当然掩盖不了我第一次进剧组的紧张和幼稚。第一次进组，我有那么几个任务：写剧组拍摄日记，拍摄纪录片，以及在剧照师辞职之后顶了一段时间的剧照。拍剧照，怎么拍呢？戈壁滩飞沙走石，要把一台尼康D100用保鲜膜重重包裹，以防沙子漏进机身。换镜头，变焦换定焦，在狂风里练习出了速度，几乎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把一个镜头卸掉，安上另一个。二十年后的现在，我好像还能听见镜头和机身卡上的声音，咔嗒。

每天收工回去，第一件事是把照片倒进电脑，老陆（我们对导演私下里的称呼）和曹郁来检查剧照。曹老师很鼓励我，光圈、快门的配合，主要的剧照要跟摄影机画面同景别，抓关键帧，但可能你也有自己对剧情的理解，找到和摄影机不同的角度。但问题是，录音部门要求现场绝对不能出现剧情以外的声音啊，所有车熄火，飞机最好别路过剧组头顶，不然就要停，这样的杂音也包括了照相机的快门，也就是我不能在执行导演喊开机之后拍剧照，否则录音指导富康就会大喊一声：停，谁？什么声音？

所以我的新技能就是在演员走戏的时候按快门，在执行导演喊“1、2、3，开始”的那三秒钟里疯狂连拍，在预感到执行导演赵祥即将喊停的时候再次举起机身，在听见“停”的一瞬间，再次按下快门，记录下演员还停留在表演状态时的样子。

拍纪录片，半年多，拍了一百多盘磁带，陆川导演对我的工作苛刻到连电池带没带够都会问询的程度。我越是在意，越是疏漏，终于有一天在拍摄现场，电池没电了，而我没带备用的电池。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总不能跟制片说我的摄像机电池没电能不能载我回一趟一百多公里外的宾馆，那咋办呢？只好立刻开始表演拍纪录片。那台索尼的机身是有一个能打开的小屏幕，那一整天我都没有打开那块屏幕。而是在现场装模作样地举着机身，眯着一只眼，另一只眼紧紧对着目镜——须知那里面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

拍到十一月，全组从格尔木转场到冷湖。有一天我们在雪山里拍摄，这些人疯狂啊，真的，回想起来那真是个疯狂的剧组，群山之中哪里有暴风雪就去哪儿拍，那雪片是横着刮的。21岁的生活制片祖兵负责押车进雪山给我们送饭，那是一辆脆弱的小金杯面包车，开到一半陷在雪里，他和司机下车用饭勺挖了两个小时才把车轮挖出来，把饭菜送到现场。我拿到饭盒，用筷子扒拉了十几秒，饭盒里另一半的米饭就冻成了冰。

过了十年，祖兵做我第一部电影的制片主任，我俩在现场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全剧组就咱俩吃饭速度最快，因为我们总有一种焦虑，那就是抓紧吃完赶紧开工的焦虑。《可可西里》的半年如同一次新世纪年轻人的长征，怀念至今。

我至今依然有个愿望，那就是回到青海的戈壁上拍一部电影。感谢陆川导演，给了我一段极其饱满的磨砺。在那之后，有很多人问我《可可西里》苦不苦，我说我一点儿没觉得苦，每一天都兴奋，每一天都被主创们的激情感染，每一天都意气风发。

意气风发是什么感觉？有一天傍晚，全组都撤回了宾馆，只有我和司机在一辆戏用道具车上。那是一辆深蓝色的北京吉普212，这辆车的后轮陷在戈壁滩上，它的前挡风玻璃因为方便拍摄而被卸下。

经过救援我们开出了戈壁滩，司机叫武力，一个北京老爷们儿，进组之前开过出租。他开得很快，十一月的冷湖，寒风毫无保留地刮在我俩的脸上，生疼。

但那终于安全开出戈壁的感觉，竟然很痛快，在我此刻敲击键盘的回忆中，夜色像是永远不会降临，呼啸的寒风像是永远不会停下，像一个无垠的召唤。

过了15年，我把一辆没有挡风玻璃的车写进电影剧本，天上下着雨，女主角撑起了伞，男主角开着车。浪漫是可以转化的，电影很可能就是绝望里生出的浪漫。

2023.8.13

供图/李霄峰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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