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招人、留人一年比一年难，今年公司的人手缺口又要创新高了……”2月28日，重庆一电子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李伟告诉记者，自2020年以来，公司职工人数一直在减少，大量农民工纷纷离职，今年复工后，员工返岗率还不足60%，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员工来办离职手续。

该公司的遭遇并非个例。春季招聘季，重庆众多工厂、工地等农民工聚集的行业、企业“返岗潮”迟迟未出现。不少农民工表示，到工厂、工地干活规矩多，没什么发展空间，不如做“短期工”，不仅自由，还能挣“快钱”。

工厂、工地重金留人

“今年春节放假前，公司对工人承诺，凡是节后返岗的人，底薪涨10%，每人发2000元‘慰问金’”。李伟坦言，为了能留住工人，公司一年内给工人涨了两次工资，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岗位月薪都超过了6500元，工人却仍招不来、留不住。

记者登录各大招聘平台发现，大量制造类企业均用高薪和福利吸引求职者，其中，焊工岗位不仅月薪达到了5000元至8000元，还明确注明了提供技术培训，并缴纳五险。然而，这类招聘信息的点击量还没有文案策划、市场营销等岗位的零头高。

工厂招不来、留不住人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建筑工地。一在渝建筑类央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该公司一重点建设项目为保证工期进度，做出了给返岗农民工每人发一万元“暖岗金”的决定。

农民工抢着干“短期工”

一边是工厂、工地重金留不住人，另一边农民工则在四处探寻招工信息。出现这样“怪圈”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变化。

曾辗转四川、浙江、湖南等十余个工地的农民工张茂材坦言，他之所以不愿意到工地或工厂工作，是因为“赚钱难”。虽然工厂、工地的工资很高，但干的活也非常累。而且，工厂、工地的规矩很多，有的时候还要扣钱，根本拿不到高薪。

“所以我就‘想开’了，做‘短时工’，能挣‘快钱’，人也轻松”。张茂材称，他从去年开始做“短时工”，日薪在300元至800元不等，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活，但总体算下来，一年也能挣个八九万元。“最近，我和几个老乡一起接了一个刮粉的活，因为是高空作业，日薪能达到600元”。

记者注意到，像张茂材这样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今年26岁的农民工廖开兵曾在广东一家服装厂工作了2年，后又在重庆一家电子厂工作了1年。在他看来，当“短期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春节假期一过，廖开兵就辞去了工厂工作，转而做起了兼职，帮快递公司卸货、到工地干活、到家具厂帮工、跑跑外卖……

破“招工难”需先解“民工慌”

“节后‘招工难’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用人单位年年喊‘用工荒’，却不知农民工‘就业慌’”。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当前，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工地等相对固定的地方上班，直接原因是担心薪酬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情感归属、社会认同等诉求未被满足，缺少安全感和获得感。因此，要破“招工难”就需要先解决“民工慌”。

“‘民工慌’的出现，提醒城市须更加重视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维护其合法权益”。重庆锦明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梁锦明说，他曾当了十余年的农民工，深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的各方压力。

在梁锦明看来，“用工荒”是个社会性问题，需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真正让农民工不“忧薪”。

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就业帮扶制度和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置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联动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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